整合治理:公共治理的新形态

2018-06-05 11:28 来源:皇冠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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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治理:公共治理的新形态

皇冠比分 (责编:冯钰莎、余海洲)原标题:拉萨市首届运动会暨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部分单项颁奖  近日,拉萨市首届运动会暨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部分单项颁奖仪式在市文体中心篮球馆举行。此次颁奖的部分单项包括篮球、抱石头、古朵、押加、吉韧、秀兹、游泳七个项目。  自4月28日以来,参加本届运动会的18个代表团经过9天的激烈角逐,截至目前,教育系统代表团团体总分成绩排名第一,第二、第三分别为拉萨城投代表团、城关区代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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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治理:公共治理的新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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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杨宏山  整合治理形成于国家治理从“总体性支配”转向“技术治理”的改革进程之中。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建立了全能型政府,执政党和政府几乎掌握了所有重要资源,通过意识形态、组织制度、单位制度、身份制度、户籍制度等,对经济社会进行全面管理,国家权力的影响无处不在,有研究者称之为“总体性支配”。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党和政府工作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新政策,致力于培育市场机制,推进政企分开,支持民营经济、外资经济、社区组织发展,扩展其作用领域,赋予经济社会组织一定的自主权,逐渐扭转了全能主义运作模式。

地方政府通过构建跨界运作机制,发展间接、隐形和技术化控制手段,逐渐形成了公共治理的新形态——整合治理模式。   政府支配资源的比重下降  20世纪80年代,中央通过试行承包制,推行“利改税”改革,允许税后利润由企业留存,扩大了国有企业的经营自主权。

在改革中,地方政府也有了一定的投资自主权。 为追求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地方政府采取“放水养鱼”的办法,投资兴办企业,创造税收和预算外收入。   1992年,中共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

此后,政府逐步放开价格管制,经济运行开始由双轨制转而向市场并轨。 1994年分税制改革不仅改变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增加了中央收入占总财政收入的比重,也改变了地方政府与企业的关系。 另外,增值税由国税系统负责征收,地方政府无权为保护地方企业而出台优惠政策,这也影响了地方政府投资办企业的积极性。

分税制改革后,在“抓大放小”政策的推动下,地方政府开始大规模实施企业改制,将乡镇企业和一部分国有企业转变为股份制或私有企业。

企业改制以后,地方政府与其“脱钩”,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并通过征税和收费的方式获取财政收入。   随着改革的推进,企业产权走向多元化,地方政府直接支配的资源在比重上明显下降,政府管理也告别了“总体性控制”,走向有限支配、依法监管。 对于非政府所有的经济资源,政府不再拥有直接支配权,只能依法监管,不能任意干预和征用。   体制外力量快速发展  在计划经济年代,城市各类组织和个人都被纳入国家控制之中,国家通过单位、身份等组织体系,将城市居民纳入其中,形成独特的“单位制度”和“单位人”。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单位原来承担的社会职能被不断地剥离出来,移交给城市基层政权承担责任。

随着流动人口增多,基层政权无法满足这些人的社会福利和生活需求。

  在此背景下,民政部提出在城市开展社区建设活动,要求将国家包办社会福利逐步转变为国家、集体和个人一起办,通过多种渠道和形式提供社区服务。

在民政部推动下,街道办事处开始建设社区服务中心、活动站、便民利民网点,社区自身也各找门路,引入公司和外来务工者,提供多元化服务。 在社区建设中,社会服务主体从过去的体制内单位,扩展到新经济组织和各类社会组织。

  城市治理的逻辑悖论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城市政府掌握的财政和资源总量在增加,但市场化改革使得体制外组织拥有的经济社会资源不断增多,政府支配的资源在总资源中的比重明显减少。

一方面,大量国有企业改制为股份制公司,或直接转变为民营企业,政府之外的经济社会资源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各类企业依法自主经营,政府对企业的干预手段减少,社会力量也在壮大之中。 这就是说,市场化改革降低了政府直接支配的经济社会资源比重,弱化了政府对社会的直接控制能力,城市政府越来越走向“有限能力”。

  在我国,尽管城市政府的资源支配能力和社会动员能力有所下降,但政府仍肩负着全面责任,需要应对一切经济社会问题,承担无限的治理责任。 而且,在党政融合体系中,政党的权威性和公信力有赖于政府的“有效性”予以维持和巩固。

于是,发展绩效成为政府治理的核心价值诉求,自上而下的政绩考评成为衡量政府工作的硬指标。

  面对“有限能力”和“无限责任”的悖论,城市政府不得不创新治理方式,在推进政企分开、政社分开的同时,大力发展公私合作和伙伴关系,提升跨界整合治理能力,以实现各项治理目标。 [责任编辑:秦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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